僕自少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啟而
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
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
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製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
十三經註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
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
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行
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製,則迷
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
《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製。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
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厥後考經論
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
中土測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其三角即勾股,八線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
,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夜。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
,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
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為之又十
年,漸於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懸繩樹藝,毫釐不可有差。
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僕誠不足以與於其間
,其私自持,暨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
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之陳、
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
尊德性”乎?未得為中正可知。
群經六藝之未達,儒者所恥。僕用是戒其頹惰,據所察知,特懼忘失,筆之於書,
識見稍定,敬進於前不晚。名賢幸諒。震白。
换了一个色调灰暗的页面。起初自己看着都错愕了:这是黑暗吧?不过时间一长,多看几回,心里就舒坦了:算了,虽然它不好看。却很实用。何况我没那闲工夫不断更新来着。
问题是这色调好象不大适合斯美塔那的曲风。所幸一个喜爱古典音乐的朋友曾经向我真诚地表达了她对斯美塔那和肖斯塔科维奇的不悦,理由是:各章节不协调,音乐元素怪模怪样的,太刺激感官。那感情好,我们调和一下,用灰暗舒缓感官刺激。
我打算好了,从零花钱里抽出一笔钱,买套《资治通鉴》。75折,价位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每天的日子都像打坐。一切都是幻觉,唯有工作是真实的。
《近代的超克》已经是一本老书了。初识竹内好是在三年以前,那时我初入中文系。因为阅读鲁迅研究的资料,才翻检到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这一阅读起点把我的目光定格在对鲁迅——文学家鲁迅精神图谱的描绘上。竹内好热似乎一直未曾消退,然而关注的眼光和视角已经悄然改变。三年前视之为鲁迅研究权威的我,如今重新阅读,却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鲁迅。这部著作不只描绘了鲁迅精神图谱,更隐含了竹内好的精神渊薮。
遵照竹内好的语言习惯,我应该称其为“原点”。“原点”这一称谓多少示人以宗教意味,而我对于宗教激情和过于跳跃的形而上学,一向保留着警惕。镇定,怀疑的精神状态并不能证明一个人是否不具备宗教立场。“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越执着于某个信条,越可能步入黑暗的险境,也许还将背离信条所包含的终极关怀。如果我们的行为与前提背道而驰,那么教条和行为两者一定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而且,从行为的结果反观我们的思想也许是枯燥、琐碎的,却也是最可行和最有效的反省。竹内好的“原点”与日本所经历的历史转折是血脉相连的。对于竹内好来说,鲁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鲁迅对于解决竹内好本人的精神困境很重要;再上升一个层次讲,鲁迅的立场对于解决日本民族精神的困境很重要。正如竹内好所说:“认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鲁迅可贵,因为他认识到自己不自由,直视“失败者”的现实。鲁迅的立场根植于他对潮流的抵抗。而一个失败的民族、一个被标识为“殖民地”“弱国”的国家,相对于“强者”日本,表现出了难以令日本人理解的精神面貌。面对西方意识形态,一者顽固抵抗,一者悉数吸收。面对改革政治,一者数度革命,一者成功改良。鲁迅的抵抗姿态,他颇具宗教意味的生命体验,他对启蒙又怀疑又致以希望,他所表现的精神面貌已经化入这个近代国家的精神谱系之中。鲁迅身体的死亡了,从此,鲁迅也不再属于自己。竹内好的精神原点,不仅是鲁迅本人,也是鲁迅所代表的民族魂。竹内好选取了作为抵抗者的,弱国的民族魂。那么,他所选取的对象将要观照的是什么样的民族魂呢?
竹内好指出,日本人缺乏抵抗精神。面对一次次近现代文化的冲击,日本人选择了转向。毫不犹豫,调转方向,迅速转化为适应性更强的文明形态。如果说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至少是清醒的、在未来或者有希望获得从精神到身体的独立。那么,完全不层意识到奴隶身份的奴隶,还将继续残酷的游戏——而自以为成为了主人,变成强国了,其实不过继续着奴隶的逻辑,仍旧只是个奴隶罢了。竹内好希求日本精神的独立。文化通过扬弃,通过抵抗,甚至在创伤性体验中,不再是空无的,而具有一个真正的主体。然而,一个具有了竹内好所预设的“主体”精神的日本,又该具备什么样的立场呢?脱离了奴隶逻辑以后,又将面对什么样的未来呢?竹内好的预设感奋人心,却无法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这也是我的疑惑。竹内好对中国革命的赞美并不能使我忘却一个事实:革命的代价是惨重的。革命设想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可主题也许掩盖了一个前提,或曰主题是前提的悖谬。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的论说,可以切实地印证我们所经历的历史进程:“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没有制度规约的自由,可以随顺不经约束的激情,赋予革命无上的权柄。和宗教战争一样,革命究竟还是发乎义、止乎礼的正义之战吗?作为日本学者,竹内好的问题意识落实在哪里?
竹内好的文学评论富于启发性,但这种文学启发不能与他的立场混为一谈。我不仅怀疑他的立场,试图找出他论述中的悖谬,更希望能在这次重新阅读里,清醒地看看他者眼中的中国革命、以及所谓中国式的激情。如果说日本文化在一次次转向中,都遵奉了优等生的价值取向;如果说这种抉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新生的观念。那么,我也质疑:中国文化在一次次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既然真遵奉了一个所谓“回心”的顿悟,却为什么也承受着支离破碎的文化状况?激情过后,需要几代人耐心地整理、消化运动遗产。——这遗产不只是思想,也是伤害,甚至是罪孽。即便竹内好了解中国,也在中国生活过,并且热忱地关注中国的革命;他却终究不是这场革命的产儿。中国革命是对日本革命之想象的投影,它掩盖不了两国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因此终究无法澄明中国本身。